這份宣教報告書的內容主要包括來臺宣教師的工作近況、宣教進展、財務收支、教勢統計等，當然也談到所遭遇的困境與難題。有趣的是，在這份稱之為《馬偕書信》也不為過的檔案裡，我們看到一幅更立體化的馬偕圖像，不同於《福爾摩沙紀事》或《馬偕日記》裡的描述，似乎呈現出更人性化、更腳踏實地的馬偕形象。以下僅就幾個不同面向舉一些實例和細節加以說明：一、馬偕之所以來到台灣：1868 年，在蒙特婁一間教會的提議下，加拿大長老教會開始關注海外宣教的工作並成立海外宣道委員會，唯當時仍未有適當人選可派。1870 年秋天，馬偕向該委員會申請為海外宣教師，經過徵詢，大多數中會表達支持，地點則多指向中國或印度。同時，英國長老教會也來函表達希望和加拿大教會一起在中國或福爾摩沙島合作的意願。此一期間，馬偕前往愛丁堡跟隨他的啟蒙導師達夫（Alexander Duff）博士學習北印度語（Hindustani）並研究印度教和佛教。不久，加拿大總會於 1871 年決議差派馬偕前往中國宣教。他於同年封牧，隨後啟程前往清國治下的廈門與汕頭拜訪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區，其後轉往臺灣，最終決定落腳於北臺灣的淡水。馬偕初抵臺灣時人口約 300 萬，在書信中他常常描述臺灣的情景：多颱風、多地震；許多漢人深為鴉片煙所苦；基督徒參與並領導「反纏足運動」；臺灣人非常喜愛宣教師引進的縫衣機；清法戰爭期間的情勢；日本治臺初期的情勢等。二、宣教進展及其方法：馬偕初抵臺灣時，資料顯示當時南部的英國長老教會已有 548 位信徒。隔年 3 月，馬偕為頭五位信徒洗禮，1878 年 12 月 26日，北部基督徒第一次在大龍峒舉行大型聚會時，已有 400 位男士和 100 位婦女參加。在 1879 年底首次返國述職並於 1881 年底返臺後，馬偕以募得的款項興建牛津學堂和女學堂，可惜不久遇上清法戰爭而發生教堂被毀的教案。經過戰後重建，馬偕以驚人毅力開展宣教，依 1889 年的統計已有 2,833 個會員、50 間教堂、51 位本地傳道師。在書信中馬偕也論及他的宣教方法：對儒教學者、士大夫、政府官員採肯定、對話的態度，確認其「道德心」的價值；他也認知馬來裔的原住民對福音的接受較為開放；對於民間宗教的道士或和尚則採取公開辯論的態度；對於傳統民間禁忌則試圖加以破除，例如在清法戰爭後他就以「高而雄偉」的石造教堂表明「絕不退讓」的決心；當被問到宣教成功的秘訣時，他則以「持續不斷旅行」（travelling）的宣教原則作答。三、與其他同工間的關係：基本上，就像當時絕大多數的新教宣教師一般，馬偕對羅馬天主教會採取相當敵對的態度，這明顯反映在他對在洲裡開設的天主教會的態度上。他對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們則抱持著既友好又抗拒的態度，一方面感激他們的協助，另一方面卻又堅持自身的獨特成果。在和加拿大同工的關係上，馬偕則經歷不少負面的張力。一開始，他一直期待海外宣道委員會能派具有醫學專長的牧者前來協助。然而，當兼有牧師和醫生身份的華雅各（J. B. Fraser）全家抵達時，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卻不如預期，華雅各的不黯臺語是其中因素之一，兩年後（1877），華雅各因師母過世而被迫帶著三個女兒返回加拿大。隔年（1878），閏虔益（K.F. Junor）牧師全家抵達淡水，但情況更糟，他的幼子於三個月後病逝，他也被控工作不力、帳目不清，更在馬偕返國期間因得罪英國領事而製造不少事端。後來，等他返回加拿大後，馬偕及臺灣本地教會堅決反對他再來。1883 年底，黎約翰（John Jamieson）牧師夫婦抵臺，幾年後就爆發引起臺、加雙方極大爭議的「黎約翰事件」（Jamieson Affair），更是不幸，因過程複雜，只得另文再論。整體而言，能被馬偕讚揚的同工大概只有洋行的林格醫師（Dr.Ringer）以及 1892 年抵臺的吳威廉（WilliamGauld）牧師夫婦。四、本土化策略及教會體制的發展：在報告書中，馬偕經常抱怨加拿大教會對海外宣教的冷漠，甚至舉例「加拿大每位信徒為此一年平均僅奉獻 17 分」；他也被迫曾向洋商德記洋行（Tait and Co.）借錢；相對的，他強調臺灣教會已經參與自養工作，但仍未自立；他稱自己是「校長兼撞鐘、監工兼勞工」；他的理想當然是他自始即主張的「本地化教會」，且認為臺灣教會的成功唯有依靠本地傳道者。1887 年起，在加拿大主事者要求馬偕建立「長老中會」的體制後，他也試著將北部教會區分為三個督導區：噶瑪蘭由馬偕和嚴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25 民國 1 0 1 年 1 0 月號第 1 6 6 期第四屆國家出版獎清華負責、淡水由陳火負責、竹塹則由黎約翰負責。其後，他因被控訴為「不遵守長老教會體制」而大加反駁；他也一再反對和南部的英國宣教師一起成立中會的提議。也因此，北臺灣教會必須等到吳威廉接棒後才開始考慮設立中會體制等事宜。五、家庭生活：在書信中，馬偕也會透露他家庭生活的進展：1877 年的信中解釋他之所以要娶「臺灣某」，部分原因是為要「拯救婦女的靈魂」；最後一次返回加拿大後亦考慮三個子女接受西式教育的可能性；1899 年他將兩個女兒同時嫁給兩位臺灣學生；1901 年死前也為家人安排後事。<明燿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