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練琴-音樂老頑童葛拉夫曼


  • 我為什麼要練琴-音樂老頑童葛拉夫曼
Product Code YLIB-2042
Availability Arrive in 2-4 Days
I S B N 9789573267706
作者 蓋瑞‧葛拉夫曼(GaryGrafman)
出 版 社 遠流出版公司
出版年份 2011
叢書系列 綠蠹魚ReadIt
圖書分類 音樂總論
裝禎方式 平裝
頁數
  • List Price: NT360

  • Discounted Price: NT324 (10% Off )

第一章 絕非自願

我第一次在好萊塢露天音樂會(Hollywood Bowl)上演出的是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的曲子;兩年後的第二次,還是同一首曲子;又過了兩年的第三次,我仍然被告知要彈同一首柴可夫斯基。
「嗯,或許您記錯了,但我已經連續兩次在你們這兒演奏同一首曲子了。」我怯生生地對來通知我演出曲目的洛杉磯愛樂的傑伊.魯巴諾夫說。
「沒錯,」他板著臉,深鎖雙眉,對我吼叫,「不過你要一直彈這個曲子,直到你彈好為止。」
他們一定注意到我在那場演出的進步。隔年暑假,我發現我被安排彈奏普羅高菲夫了。
記得演出那天早上,我非常興奮地去排練。我的興奮之情不只是來自新的曲目,更是來自能在洛杉磯演出的成就感。那是我長達三個月巡演的最後一站,因為一些可笑的巧合,我從巴登巴登一路演出到博拉博拉島,還在博拉博拉島染上傷寒病毒卻不自知。但是,什麼事情都不能破壞我因為再次證明地球確實是圓的所得到的喜悅。我跟指揮安德烈.普列文(Andre Previn)打招呼,眉飛色舞地說:「我昨天還在帕皮提開車呢!」
安德烈兀自數著拍子,正在讀樂譜。他抬起了眼,慧黠地點頭後下了評語:「是喔,那你一路上一定都沒有遇到紅燈吧!」

如果當時在我跟前,正跪著一位尋求啟示的年輕鋼琴家,肯定會迫不及待提問:「老師啊,我完全聽到了您所說的,能否開示其中的含意?」在一番慎思之後,我猜我會回答:「好孩子,首先要記得,你絕對不可能完美,就算偶爾覺得還不錯,總還是會有人不滿意。俗話說,月有陰晴圓缺,最要緊的是,你做得好不好,自己難道不知道嗎?」
「那第二個寓意呢?這到底教了我什麼啊?」
「第二點,聽好囉,人家指揮才不關心你去了哪裡逍遙,你只要在該出現的時候準時出現就行了。」

或許正因如此,年輕鋼琴家沒幾個要來跪在我跟前,但從另一角度(或另一個膝蓋)看來,這樣的結果也好,就像我那位永遠泰然自若的經紀人哈利.比爾(Harry Beall)最喜歡說的:「即使上刀山,下油鍋,總得親自體驗才會深刻。」再說,現在的情況也大為不同了!
我大約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公開演出,猛然一想,那還真是好久好久以前了。我現在會遇到那些小孩已經上學、乖乖繳稅、在佛羅里達擁有度假公寓的成年人,當時他們都還沒出生,有時候會問我那是個怎樣的時代?這些問題讓我想到一件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的軼事。
西貝流士小時候遇到一個很老很老的老頭兒,老頭兒還是小伙子的時候,是幫貝多芬的樂譜商送件的小弟。遇到曾經見過貝多芬本人的老頭兒,西貝流士自然十分好奇。他苦苦追問:「貝多芬是什麼樣的人哪,你總該記得一點什麼吧?那可是貝多芬欸!」那老頭兒絞盡腦汁,拼了老命回想起那些已消逝殆盡的舊日時光。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西貝流士緊迫盯人地追問。老頭好不容易想到了一些他去貝多芬家領取或遞送手稿的往事,喜出望外地說了一句:「他的手毛超多!」
儘管我只能以差堪送貨小弟程度的觀點,盡力回溯我所認識的幾位極優異的音樂家(那些我打過交道的傳奇音樂家的名字,好歹也該帶上一筆,其中幾位跟我好說還是師徒一場)。我自認是恰當人選,也夠資格用就算不是百分百正確、起碼也是第一手資料的方式,來描述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鋼琴演奏家的生平見聞以及他身處的時代,還有在大庭廣眾下彈琴的樂趣和危險。
最初建議我寫這麼一本書的,是雙日(Doubleday)出版社現任資深編輯的肯尼斯.麥柯爾密克(Kenneth McCormik)。我們相交多年(他是個熱切的樂迷),不僅聽過不少我的演出,也聽過我大談無數的冒險故事。我從來沒想過他會這樣子整我(由此可證,誰都不可信賴)。至於把我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者說這本書的真正根源,則是我在《紐約時報藝文與休閒版》所寫的一篇關於我的埃及之旅的文章。那篇文章讓我跟開羅音樂學院的女校長弄得不太愉快,但是肯[1]卻見獵心喜。這傢伙一點也不介意我在文中,「不帶貶意)地指陳開羅音樂學院陰氣逼人,這也讓我變成開羅和約簽訂以來,第一個不受埃及歡迎的猶太人。而我呢,卻因為自己一次無心賈禍而悔不當初,打定主意再也不寫文章了。然而肯是個很有說服力的人,讓我再度暴露在四處得罪人的危險之中。但我這次小心翼翼,只寫一九六○年中期以前發生的那些冒險犯難的經歷。問題是,近期發生的事情偶爾還是會不小心摻合進來。我儘可能避談近事。盼望書中所提到的陳年往事,陳舊到可以讓我的任何無禮、詞窮、不敬都不算太明顯。要是我冒犯了任何人,那也是無心之過。
至於「為什麼一個門外漢可以寫書」這種質疑,一開始我們還因此覺得有點尷尬,但是後來聽說馬可波羅的那部《遊宇記》也是作者對一個跟他在熱內亞一起坐牢的抄寫員──書中稱他為「職業羅曼史作者」[2](多可愛的頭銜啊!)——口述而來,就也覺得沒什麼不好意思的了。
雖然我不認識什麼抄寫員,不過我倒是有個挺會打字的妻子。雖然她不是什麼職業傳奇作者,但是她對過往細節向來有驚人的記憶力〈這個能力也被她偷用在這本書裡〉,同時,只要不逼她跟任何人通電話,叫她做什麼都好。因此,我們只要將就把波音七四七的貴賓候機室、臨時充當休息室的破敗高中教室,或是娃娃屋大小卻塞進正常的家具和直立鋼琴的日本旅館房間,全都想像成十三世紀的熱內亞牢房的模樣,那我寫書這事兒就有譜了。
老實說,我不確定書中言不及義的長篇大論能否告慰先父在天之靈。在接下來的章節裡面,各位會讀到他一心指望我專心致志,如果他知道我幹起這種閒勾當,他極可能會挑起眉毛不解地看著我,擦亮他的眼鏡,用手指敲打桌子說道:「一本書? 你還花時間寫書?你應該多學兩首協奏曲的!」

特此警告讀者。____________________喬治.塞爾精通幾種語言,但他很享受、應該說是堅持要用最精確的句型、最精心挑選的字彙說出他心中所想的事情。有時候這些觀察只是恰如其分,也許帶了一點點刺,譬如他描述美國最有權力的音樂經理人:「他只是個袖珍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關於一位有名的中歐指揮的政治經歷:「他從來不是納粹,當然不是,他只是個婊子。」對於我太太的髮型,他說:「妳今天看起來像個馬桶刷。」但是每個樂季的某個點,通常是三月中旬,他的同事就要為了他們欣然稱為「年度發火」的事件繃緊神經。
通常都是因為一位他認為應該更聰明點的人犯下的褻瀆音樂的罪過而起。催化劑很可能是塞爾最喜歡的法國號演奏者,在很冷的晨間排練一開始所犯的小小失誤:「麥克,不要再搞一次了!」或者當音樂會進行時,他的第一提琴手的弓碰到鋼琴邊邊的聲音:「林,第一次我可以理解,是意外,會發生。但是第二次,同樣的錯犯兩次絕對不可以有藉口!」有時候,在很黑暗的一天,這可能牽涉到他目前為止都很喜愛的一位獨奏家,犯下不可原諒的過失,結果可能是他從指揮台上給人上了一堂鋼琴課;或者,很傷感的,是非常嚴重、甚至永久的友誼決裂。

因此,每個人去克里夫蘭管弦樂團總是帶有疑慮。連樂團專用的演奏廳的名字──瑟佛倫斯音樂廳[1](Severance Hall)──都聽起來不祥。走進後台的門口,我總是想像自己聽到一個斷頭台的呼呼聲,但這些豪豬的尖刺從來沒有因為音樂的理由攻擊到我,這並不表示我已經超越了他的批評,那只是沒頭沒腦的運氣而已,跟在俄羅斯輪盤下倖存一樣。我還記得,在一場我剛開始演奏拉赫曼尼諾夫《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的音樂會後,他送我到娜歐米躲藏的休息室,塞爾露出一個很大的微笑,接著對著她大吼:「妳今晚沒有去觀眾席是正確的選擇!」
我們的世界末日善惡對決(當然還是有過)最後發生在一個不很奧林匹亞的戰場上。在合作錄製了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之後,我們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此曲。(塞爾會把錄音當成卡內基音樂廳演出的暖身,他知道怎麼決定哪個優先。)我們已經結束排練回到後台休息,哥倫比亞唱片公司也預定在那裡為了唱片封面替我們拍照。
塞爾當天有點易怒,因為我們之前為了鋼琴問題浪費了些時間。(克里夫蘭管弦樂團即使在克里夫蘭已經排練、演出、甚至錄製了同一部作品,在紐約還是要做正式認真的排演。)我要彈的鋼琴才剛從克里夫蘭送回紐約,我們打算用那架鋼琴錄音,但那架鋼琴歷時十天,經歷了八百公里的奧迪賽旅程,從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卻沒有抵達音樂廳。它待在東布朗克斯的貨車倉庫中,等待累積足夠的貨物之後,才會讓卡車司機在最有經濟效益的情況下,發車去西五十七街的史坦威庫房,在那裡才可以從長距離搬家卡車換到史坦威自家的卡車上,再送到兩條街外的卡內基音樂廳。
我們知道這架鋼琴不可能準時抵達,排練時我先彈的是屬於音樂廳的史坦威鋼琴,早上已經被細心地調過音又細心地鎖上。這表示我們要等史坦威的人拿鑰匙過來才能動。開鎖以後,那架鋼琴並沒有任何問題,可是那不是演出要用的鋼琴,因此鋼琴與樂團之間最細微的聲音平衡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你可以想像,這些可絕不是塞爾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無論如何,塞爾很合作的擺出適合唱片封面的笑容,直到他發現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攝影師唐.杭斯坦(Don Hunstein)不見蹤影。我們等了一會兒,這位優秀、也有點古怪的藝術家終於出現了,他很鎮定地準備了大量工具,其中包括繁複的鎂光燈設備、反光傘和其它小工具,這些都讓塞爾看得愈來愈不耐煩。最後,在唐看起來像是第十七次移動一個反光傘的時候,塞爾開口了。他用的是斟酌過的語氣,一開始還很平和:「我昨晚有一場音樂會,今晚有一場音樂會,明天也還有一場音樂會。我不年輕了,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而且,」他的聲音在這裡變得強而尖銳,然後他轉向我,異常冷淡:「而且,我不認為我可以跟你以你現在的髮型合照,蓋瑞。」
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理髮了,一方面因為懶散,一方面我寧願說是因為沒時間,但主要因素是當時流行嬉皮風,披到脖子的捲髮顯得很時髦。娜歐米很討厭我的長髮,不斷嘲笑我,但是我依然隨波逐流,心想,反正李斯特的頭髮還留得更長過。
但我心裡其實很清楚,過去幾個月,我跟塞爾見面很頻繁,每次見面他都不認可我的髮型,只是他從來沒有明白表現出來。我們也都聽說過,幾個月前塞爾去阿姆斯特丹機場接彼得.塞爾金的飛機,在他們去旅館之前,塞爾直接先帶彼得去理髮。
塞爾面無笑容,繼續瞪著我:「你這種髮型不行。現在我要去吃午餐了,你要嘛就去剪頭髮,不然,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們的封面上可以有兩張照片:一張我的,一張你的,各據一方。」說到這裡,他的嘴唇扭曲、眼睛瞇著,他大聲喊叫:「就算你要脫光光我也不管。」
我狂奔去最近的理髮院,半小時後出來,感覺像,不,看起來像是剛被剝了皮的兔子。當我害羞地邁進了家門,娜歐米的尖叫聲大到幾乎讓整個五十七街都聽得到。同時,電話響了,是塞爾。他大聲地說:「蓋瑞,別剪了。海倫(他的夫人)說她喜歡你的長髮。而且她說,如果我們其中一個人看起來像個披頭四成員,唱片會賣得更好。她還說,沒有人會想要買封面是兩個易怒老生意人照片的唱片。」
「太遲了。」我怯怯回答。
「啊,他已經剪了。」塞爾在電話那頭對一旁的夫人說。沮喪尖叫的女聲立刻撕裂了電話線。這時,娜歐米把電話搶走,她跟塞爾保證他做了善事,並熱切地感謝塞爾完成了她辦不到的任務。而塞爾因為讓我的容貌有這麼大的變化,一時所感到的不好意思很快就因為他永遠的盟友──我的妻子──的安撫話語而消失。他再次集中力量,用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聲音對電話咆哮:「床墊,床墊,床墊,對,看起來就是,我走在路上就是看到這些又臭又油的床墊!」更多沮喪尖聲啼哭從他一旁的女士傳來,然後鼓勵的「好孩子」尖叫從我身邊的女士發出,我們的聲音融成一首威爾第四重唱。____________________第十三章 上帝是個巴西人

我的第一個外國巡演,出師大吉。
一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樂團經理人透過一位紐約的經理人,邀請我去南美演出。這次沒有讓哥倫比亞經紀公司經手,因為在一九五五年,美元非常強勢,大的經紀公司壓根不會浪費時間,跟那些貨幣不值錢、財務不穩定的國家的經紀公司打交道。德州以南都不被信賴,無法履行的合約、一籌莫展的樂團這些故事層出不窮。唯有一件可以確定的事情是:沒有人會在沒拿到來回機票的情況下,跑去世界的那些角落去。
和南美經理人合作的紐約經理人,是一個俄國人,他長得很像《彼得洛希卡》(Petrouchka)裡面的熊。他會說帝國風俄文和很怪異的英文。我相信,他完全不會西班牙文。雖然如此,他確實跟南美的經紀人有工作關係。我的意思是他會寫信、打電報、打電話給他們,他努力不懈,偶爾也會得到回音。直到最後一分鐘,關於巡演的細節都還是霧裡看花。所以,很不意外的,在我要離開的前一天,機票證明還沒有送達。
我的經理人親自去了阿根廷航空的辦公室。我不知道他對他們吼了些什麼,也不知道他用哪國語言,反正他拿到了機票。他離開時,有如戰無不克的凱旋部隊,當然沒把門放在眼裡,於是玻璃上留下了與他身體大小相同的洞。我聽說,他完全沒有注意到有什麼不對勁,他太生氣了。然後機票從經理人那裡,連同一張紙條送到娜歐米那裡,顯然,娜歐米要順便提醒我在外國該怎麼處事。上面這麼寫:

請你告訴蓋瑞:
一、在那裡他要穿得很像樣。
二、其次,他看起來不能有困惑、失落的樣子,一定要很堅定、愉快等等等等。

DC六準時起飛,第一站是卡斯楚當權之前的哈瓦那。一切看起來正常。等我們到了第二站加拉加斯(Caracas),機組就有點騷動。沒有人透露什麼不尋常的消息,我們到了下一站里約,才知道航程結束了。原因是:阿根廷有狀況。
所謂的阿根廷狀況,其實是他們罷黜裴隆(Peron)[1]的革命開始了。航空公司的人都不知道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場什麼時候才會重開,於是我的第一次外國巡演,在里約熱內盧的意外度假中開始了。那時,我真覺得自己選對了行業!
等我真的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帶領我通過了沙袋圍繞的街道,來到了克拉里奇酒店。還有一個美國芭蕾舞團、一個德國歌劇團、幾個室內樂團體,以及鋼琴家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全都被困在酒店裡。
在我狼吞虎嚥巴西美食的那個星期,他們就已經擠在克拉里奇的地下室,吃著酒店僅有的食物配給:白麵包和瑞士乳酪。如果我晚一天離開紐約,根本不會成行;更糟的是,如果我提早一天離開,就會跟這些倒楣鬼一樣,擠在地下室吃一星期的乳酪三明治。
既然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當地的經理人要求我還是得演一場預定的音樂會,那是在下午五點,晚上宵禁之前。我照做了,還答應隔年回來完成今年未竟的巡迴演出。

隔年八月我回去了,這次帶著娜歐米。上回我單身在伊帕納瑪的海灘度過一周,她一直還沒有原諒我。
頭一場音樂會在烏拉圭的首都蒙得維迪亞。我們到目的地前一站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們下了飛機伸展伸展雙腿,同時已經對南美巡演的內容做出了結論。
一個紅髮紳士上氣不接下氣地朝我們走來,用帶著一點德國腔的英文說:「你們是葛拉夫曼夫婦嗎?我是傑哈德經紀公司的烏費德,我不是你們的經紀人。我來這裡接瑟諾夫斯基(Berl Senofsky)。瑟諾夫斯基人呢?」我們跟他保證瑟諾夫斯基沒有在我們那班飛機上。烏費德很一派樂觀地說:「好吧,他肯定會在下一班飛機上。哦,還有,你們經紀人唐.伯納多.伊利貝瑞讓我帶個話,他讓我問候你們,還有,你們在蒙得維迪亞的音樂會要晚一天。你要彈的是貝多芬第三號,不是普羅高菲夫第三號;指揮不是恩里克.岡薩雷斯(Enrique Gonzalez)而是維多.特瓦(Victor Tevah);你們要住的酒店不是宮廷酒店,而是維多利亞廣場酒店。」說完他開心地揮揮手,很快的走了。
那次之後我們又去了南美洲很多次。我學到了教訓,演出曲目名單應該簡短,而且都是不需要花太多時間練習的曲目,最後的演出曲目更可能跟原來的幾乎毫無關聯。有些改變,你只能聳聳肩接受。譬如說我到了卡拉卡斯,以為要彈拉赫曼尼諾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前一個星期在里約拼了命練習,那可是我應該待在海灘享樂的時光啊!但是到了那裡,他們告訴我要彈孟德爾頌。好啦,可是為什麼沒有人早點告訴我?
當地的經紀人把臉拉得老長:「客座指揮來了以後,看了曲目,就說那絕對不可能。他說他上次指揮那首拉赫曼尼諾夫後,他最要好的朋友就死了。」
一九五○年代末的烏拉圭是南美洲的瑞士。匯率是四披索兌一美元。蒙得維迪亞(Montevideo)是一個漂亮的小城,乾淨整齊,有搖曳的棕櫚樹、很多公園、兩座可愛的音樂廳,還有令人愉悅的氛圍。
印象中,我的演出曲目、指揮、演出日期、酒店都沒有再更換了。不過,在某場音樂會上,我接在樂團的管弦樂曲之後演出時,有個打扮像舞台工人或守衛的男子,大搖大擺地穿過舞台。我正在彈蕭邦。我從眼角看到他停下來,細看我一陣。我對他點點頭,他也點點頭。接著他越過我和鋼琴,走到舞台後面另外一邊。我沒有再看過他,也沒人知道他到底是誰。
蒙得維迪亞變了。過去的二十年來誰沒有改變?我們上次在那裡,那個城市看起來像是香蕉共和國殘破的電視劇場景。哨兵亭到處可見,最好的酒店裡面用的是二十五瓦的燈泡,可愛的老歌劇院裡還放著小碟小碗,有計畫地接著從屋頂上漏下來的雨水。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馬路和大都會感,有點讓人想起巴黎。我第二次到那裡演出時,住在優雅的阿爾維亞爾酒店的高級套房。小型的白色平台鋼琴,安置在會客室裡的龐大水晶吊燈下,那吊燈不時對我練習的音樂,發出叮叮咚咚的聲音。我很吃驚竟然沒有人抱怨我跟吊燈合奏的雜音。我們的朋友──佛萊雪夫妻,還有伯爾.瑟諾夫斯基(烏費德沒錯, 他真的搭了下一班飛機來)也住在同一個酒店,還有蘇聯鋼琴家尤金.馬里寧(Eugene Malinin),我們很快跟他打成一片。
每天晚上,我們幾個人中的一個會有演出。演出後,一大堆賓客全都聚集在我的套房,然後叫來整個客房服務菜單上的東西。就在那時,真正的工作才開始,洗牌玩牌直到某位夫人說:「夠了!」
馬里寧只會說俄文,一開始他表示對撲克牌一竅不通,我很仔細地解釋,還把牌的序列做了一張表。他很認真地學習,還說應該可以記住。一個小時之後他說:「我可以過牌加注嗎?」他學得可真快。
為了我們的客房盛宴,馬里寧用他從蘇聯大使館得到的貨源充沛的高級魚子醬和蘇聯伏特加補貨。為了報答我教他玩撲克牌,他教我怎麼把酒瓶打到地上,讓空氣的壓力迫使瓶蓋自己跳出來。我建議了別種做法,可是他每晚還是用他的方法開伏特加。我忍不住想,要是最近先後得到布魯塞爾大賽首獎的里昂與伯爾,也都被我們的大使館用同等的禮物寵幸就好了!
我接下來的南美洲巡迴演出,由傑哈德經紀公司安排(傑哈德就是紅頭髮的傑哈德.烏費德,他的合夥人是跟我們一起玩牌的沃納.華格納)。他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辦公室有如一個指揮所,掌控了一切,似乎從墨西哥到巴塔哥尼亞都有他們的人際網絡。他們所有的士兵幾乎都保留先人的名字,極其相似,弗里西勒、沃穆特、古特弗洛因德、特許、洛伊、阿倫斯布格。這些中歐背景的好人對他們熱情的拉丁同事狂熱、不可預測的行為,盡可能保持著看起來專業的風度。他們勉力在混亂中找出秩序。這是敗局,但他們雖敗猶榮。
巴西人漢斯.弗里西勒(Heinz Frischler)似乎很喜歡那些他每天從早就要面對的官僚大災難。這可能是他的黑色幽默,只要有什麼很糟糕的錯誤即將發生,大災難顯然已是不能避免時,他的眼睛就會比平常要更亮,彷彿就在等著紙牌屋塌掉的那種惡作劇的樂趣。臨時申請出境簽證是他的強項,他就是有本事和膽量應對突如其來的事情,而且還很樂。後來,弗里西勒在娜歐米身上看到相同的精神。他發現她的嗜好是在出入境文件上寫不同的婚前姓氏,從阿布拉摩維茲、歐瑞利一直到贊結,她說,她從來沒用過同一個姓氏兩次。
有一次,我要在聖保羅跟一個樂團在兩個不同的音樂廳演出。第二場音樂會在下午,有電視轉播。鋼琴要從一個音樂廳運來。那天下午,我提早半小時抵達音樂廳暖身,鋼琴卻還不見蹤影,但也沒有人特別擔心,連我也不擔心。
我花了一筆不小的錢,找到了一份一週前的《紐約時報》週日版,當然有點破爛了,在上台前把報紙看完我可是樂意得很。本來協奏曲在上半場,但是先演了下半場的交響樂頂替。交響樂要結束了,鋼琴還是不見蹤影。現在就有點可怕了,當天的指揮家是波蘭裔的阿根廷人,有尊嚴,有秩序,於是不太高興。他一直說:「巴西人!巴西人!巴西人!啊啊啊啊,巴西人!」弗里西勒裝出很苦惱的樣子,可是我看得出來他咂著嘴,正在等一個很有趣的災難發生。
中場休息開始了,又結束了,還是不見鋼琴。接下來呢?燈都暗了。聖保羅那個區域發生了斷電。這種局部斷電在當時很平常,也很短暫。觀眾被要求坐在原位,乖乖坐著。娜歐米和我在我們休息室,利用窗戶透進來的陽光照樣讀著《紐約時報》。波蘭裔阿根廷指揮氣得半死。弗里西勒偷笑。大概十五分鐘之後,燈又亮了,裝載鋼琴的卡車也出現在角落卸貨。鋼琴被推上台,沒有調過音,但還是架鋼琴。我就像?事一樣把協奏曲彈完。結束以後,指揮抓著肚子大叫:「我再也不要來這個鬼地方了!」弗里西勒只是明智地笑笑。
「由此可證,上帝是巴西人。」他說。[1] Juan Domingo Peron,(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生,卒於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阿根廷民粹主義政治家,一九四六至五五年、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期間,兩次出任阿根廷總統。[1] 瑟佛倫斯與隔離兩字的英文同義。<遠流出版公司>

蓋瑞‧葛拉夫曼(GaryGra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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